豐樂亭記

　　寫于慶歷六年(1046)。所謂“慶歷新政”，僅經過一年多時間，就在慶歷五年春宣告失敗，執政大臣杜衍、范仲淹等相繼被斥逐。歐陽修因上書為他們辯護，也被捏造罪名，貶于滁州。滁州五代時為爭戰之地，備受破壞，經過宋初近百年的休養生息，已初步恢復元氣。州西南瑯琊山為游覽勝地，歐陽修政事之暇，頗喜尋幽訪勝，辟地筑亭。此文除記述建豐樂亭的經過及與滁人共游之樂外，還描繪了滁州從戰亂到和平的變遷，從而寄托了安定來之不易，應予珍惜的命意。

　　無論是記述還是描繪，全文都是圍繞“樂”而寫：建亭取名為神經是思樂；與滁人共游為“樂”，是享樂。樂在亭中，樂在山川，樂在和平安定的歲月。

　　歐陽修的散文，語言簡潔，含義深遠。全篇不足500字，卻多角度、深層面地寫出了“豐樂亭”的“樂”意。

　　處地之“樂”——自然與創造。

　　歐陽修能夠在滁州飲到甘甜的泉水，賞到優美的景致，都是大自然所賜，當然樂；看景致，僅在距滁州百步的地方，上有“聳然而特立”的“豐山”，下有“窈然而深藏”的“幽谷”，中有“滃然而仰出”的“清泉”，能不樂？樂是樂，但作者不想只得一時之樂，也不愿獨享其樂，于是在自然賜“樂”的基礎上，又用人力去創造“樂”，去豐富“樂”——“疏泉鑿石，辟地以為亭，而與滁人往游其間”。真可謂是由“樂”而造亭，由亭而生“樂”，“樂”何其多，人“豐樂”，亭也就叫“豐樂亭”了

　　處時之“樂” ——機遇與幸運。

　　只有“樂”之地不能成就其“樂”，還必須處在“樂”之時。而作者和滁州百姓，正巧碰見了這“樂”時，這“樂”的機遇，能不感覺幸運嗎？作者寫處時之“樂”，是從四個方面來寫的。一是“樂”之久。滁州在五代時就是兵家必爭之地，沒有什么安定可言，而宋太祖趙匡胤“嘗以周師”平定此地。到了作者所處的時代，再想去尋戰爭的遺跡，也已經不可得，因為“故老皆無在也”，“天下之平久矣”，百姓“休養生息，涵煦于百年之深也”。二是“樂”之源。遠源是“唐失其政，海內分裂，豪杰并起而爭”，近源則是“宋受天命，圣人出而四海一”。說白了，這“樂”之源其實就是大宋皇帝，是他使得“向之憑恃險阻，鏟削消磨，百年之間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”。三是“樂”之況。既然處于“樂”之地，“樂”之時，那百姓到底是怎么個“樂”法呢？看吧，“今滁介江淮之間，舟車商賈、四方賓客之所不至，民生不見外事，而安于畎畝衣食，以樂生送死”。用現代一點的詞語表達，就是“百姓豐衣足食，安居樂業，生老病死，順其自然，一派田園風光”，于是作者“日與滁人仰而望山，俯而聽泉；掇幽芳而蔭喬木，風霜冰雪，刻露清秀，四時之景，無不可愛”，多么愜意呀!這是想當年陶淵明連做夢都想過的生活，現在讓宋朝的歐陽修和滁州百姓過上了，這種“樂”，局外人怎么能體會得到呢？四是“樂”之思。人常說：飲水思源。既然嘗到了“樂”的甜頭，那就一邊“樂”，一邊思——讓百姓“知上之功德”，“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，幸生無事之時也”。而作者更沒有忘記“宣上恩德”是自己的職責。在“樂”的過程中，讓百姓思德報恩，懂得這“樂”來之不易，應當加倍珍惜，以擁護趙宋王朝。這也是本文的深層內涵。

　　處人之“樂”——井然與融洽。

　　作者歐陽修時為滁州刺史，是朝廷命官，如果他只知道自己享“樂”，自己陶醉于山水之間，沉迷于美景之中，那就不是真正的“樂”。真正的“樂”在老百姓那里，在于民風民俗民愿民心，也就是孟子所說的“與民同樂”。歐陽修深知這一點，因此，他體察民情，關心百姓疾苦，將滁州治理得井然有序，與百姓相處和諧，關系融洽，于是他才得情致，“樂其地僻而事簡，又愛其俗之安閑”，“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，而喜與予游也”。百姓喜歡與自己游，那怎么能不“樂”個痛快，“樂”個天翻地覆呢？

　　這篇散文，融記敘、議論、抒情和描寫于一體，以“樂”開篇，以“樂”終結，“樂”貫串始終，景怡人，情動人，理啟人。他的《醉翁亭記》讓人跟著“醉”，他的《豐樂亭記》讓人跟著“樂”，真不愧為傳世的姊妹篇呀。當然，還必須認識到，這兩篇散文都間接地、含蓄地抒發了作者“樂”與“醉”之中的憤郁和不平。